高校轉學暗箱操作被指很常見 校方“互給面”

　　近日，全國重點院校湖南大學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轉入該校就讀一事，將“高校轉學”這一諱莫如深的話題推至聚光燈下。

　　盡管這是近年來高校違規(guī)轉學首個被曝光的案例，然而，多名業(yè)內人士表示，高校轉學“暗箱操作”的腐敗由來已久，違規(guī)辦理的事件并不少見。由于缺乏公開透明的流程，信息往往僅封鎖在個別經手人和當事人的環(huán)節(jié)。“其實，湖南大學被曝光的主要原因是規(guī)模太大，涉及人員太多。”一位高校管理者說。

　　大多數人認為，一名高校學生轉學，需要經過醫(yī)生、學校和教育部門等多重審核。那么，在實際過程中轉學的門檻到底有多高呢？

　　醫(yī)生環(huán)節(jié)：幾乎所有理由都是患病，病歷造假被稱“最容易”

　　教育部第21號令《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中對于大學生轉學有明確規(guī)定：一是轉學對象必須是因患病或特殊困難，無法在所在校完成學業(yè)的；二是必須在同批次的學校之間或高的向低的批次轉；三是必須經過轉出校、轉入校與當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同意。

　　在大多數學生看來，突破這些“門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嚴格的規(guī)定并不能阻擋那些有轉學沖動的學生和家長。

　　據調查，有的省區(qū)確實在轉學上有“例外”，主要是針對父母有重大貢獻的子女或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如奧運金牌獲得者。不過，這也屬于不成文的內部照顧性規(guī)定。

　　有業(yè)內人士透露，轉學的理由根本不重要，只要申請轉學的學校同意接收，學生可以從二本轉到一本，也可以從三本轉到一本�，F在還有專門給人辦理轉學的中介人，一般都是教育局的職員，用自己的人情跟權力換點錢花，找他們就像去做個業(yè)務一樣。

　　廣東某地級市二本院校的一名2013級學生，在選擇了經濟類專業(yè)就讀一學期后，掛了4科數學類科目，幾乎到了要降級的地步，學生和家長都有了轉學的念頭。

　　這名學生家長告訴記者，孩子強于文科，先是想轉這個學校的其它文科專業(yè)，但在學校已經到了預警留級的地步，孩子面子上掛不住，死活都不愿意繼續(xù)待在這個學校了。“我打聽過了，從這里的二本轉到廣州的三本院校是可以操作的，有關系就行。”

　　事實上，學生轉學的理由可謂五花八門，除專業(yè)外，還有想回家鄉(xiāng)的，想去一線城市的，想跟男女朋友在一塊的，或單純對就讀學校不滿意等。然而，這些學生在申請轉學時，所有理由卻都變成了一個原因：患病。

　　記者登錄百度帖吧，發(fā)現一些轉學成功的學生在網上分享經驗，數萬人跟帖，咨詢“取經”。其中最常問及的問題便是，什么原因轉學可以被通過？回答是：捏造病歷。這些“病”包括皮膚病、抑郁癥、色弱、色盲、血暈等，甚至還有水土嚴重不服。

　　而病歷造假被認為是違規(guī)轉學中最容易操作的一環(huán)。有學生告訴記者，“有相熟的醫(yī)生固然好，即使不認識也沒關系，裝裝可憐，磨磨嘴皮子，必要時塞個紅包，給幾條煙，也是可以辦成事的。”

　　學校環(huán)節(jié)：“內部執(zhí)行”導致權力尋租

　　本該向社會公布的每年轉學生人數，實際上卻基本無人知曉，都是“內部執(zhí)行”。記者在廣東、上海、湖北等地采訪，教育部門均沒有給出相關數據。一些高校相關負責人都說，每年轉學的人數是很少的，都是個案。然而，有知情人透露，轉學生占全體學生的比例確實不高，但絕對數并不少。

　　不僅這些數字不對外公布，連轉學學生的信息也相當保密，參與操作的領導老師都一再交代當事學生“不可對外說”。有業(yè)內人士說，這類事情在湖南等地早就暗流涌動，如果不是這次湖南大學這么大規(guī)模的操作，而是零星分批實施，或許仍不會被外界發(fā)現。

　　這里面確實存在“不可見光”的情況。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對于沒有關系的學生來說，校內轉專業(yè)都千難萬難；而對于那些背景深厚的學生，則可以無視各種規(guī)則，‘挑選’好學校、好專業(yè)。顯然是踐踏教育公平。”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劉民鋼曾經長期負責學校的招生、教務處工作，他表示，學生轉學需要層層審批的，特別是跨省的轉學需要省教育主管部門的審批、還要有接收高校同意，絕非學�？梢詥为毑僮�。

　　一些專家分析，高校低批次向高批次“逆勢而行”的違規(guī)轉學之所以能行得通，首先需要轉入校與轉出校之間達成“互相給面子”的默契。據透露，有一種業(yè)內“潛規(guī)則”，就是轉入校和轉出校“通氣”后先把學生轉過來，后續(xù)程序再慢慢走，類似于中學的“借讀”或“掛讀”。走得通則畢業(yè)后拿轉入校文憑，走不通再退回去。

　　廣東一位資深教育專家說，自從高考陽光招生以來，教育公平得到越來越好的落實，而轉學卻給一些“權貴”留了空子。從湖南大學轉學事件披露的情況看，這些轉學的孩子都是有背景的。

　　“要搞定轉學一事，需要打通的環(huán)節(jié)不只學校一家，從我對當前教育市場的判斷，至少需要十萬八萬。”一名曾在重慶某高校辦過轉學的學生說，學校有關人員直接開口說辦轉學要收8萬元。

　　教育部門環(huán)節(jié)：制度設計有漏洞，應推動公開化

　　按規(guī)定，大學轉學涉及學籍管理，有學籍變更的情況不僅要經過省級教育主管部門，學籍信息還要在教育部網站進行更改。但作為大學轉學的最后一道把關——教育行政部門的核準備案，卻往往輕易失守。

　　專家認為，轉學在制度設計上仍然存在漏洞。所謂的轉學理由——患病和有特殊困難太過模糊，給了很多人為運作的空間。劉民鋼建議教育主管部門能夠出臺操作細則。

　　此外，專家提出，應在分析各地轉學需求常態(tài)的基礎上，嚴格控制轉學比例和絕對數，控制轉學地區(qū)流動和批次流動，防止相關人員淪為被攻關的對象。

　　專家還提出，應推動建立公開公示制度。所有地區(qū)每年高校轉學的情況要向全社會公示，包括人數、學生姓名、高考分數、專業(yè)、轉學原因等信息，接受社會監(jiān)督，實行網上申請和審批制度，最大程度堵住暗箱操作的漏洞。

　　“學生轉學不能成為特權者的專利。”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現在的問題是有轉學需要的學生無法轉學，而有權有勢者則可以違規(guī)利用轉學這一政策通道暗箱操作。目前轉學操作的問題，主要是行政主導，不公開、不透明的問題，應該明確轉學的程序、標準，并有考核和信息公開。從長遠看，我國要對考試招生制度進行深層次改革，切實建立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