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考試中心官員解密改革背景和5大難題

　　2018年9月，本應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試點省市啟動的時間節(jié)點。

　　但兩個多月后，18個試點省份中仍有超過一半至今未宣布相關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龍江、吉林、內(nèi)蒙古、江西、貴州、西藏等9個省份，既未明確“官宣”暫緩改革，也遲遲不見“改革動作”，被外界解讀為推遲改革試點。

　　作為通向國內(nèi)大學的唯一渠道，高考改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試行的第4年。按原定計劃，加上第一批2個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個省（北京、天津、海南、山東），到2019年高考，全國將共有24個省啟動新高考，不再實行文理分科，考試科目變?yōu)?ldquo;3+3（即‘6選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蘇、福建、遼寧、廣東、湖南、湖北、河北、重慶8個省市宣布并于2018年秋季學期按時啟動新高考改革。

　　試點省份緣何由18個銳減至8個？11月26日，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建設教育強國?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發(fā)展論壇上，身處新高考改革決策和實施一線的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現(xiàn)場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當前改革存在的問題。

新高考政策出臺背景解密

　　韓寧說，新高考政策的產(chǎn)生有三個很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

　　第一個時間節(jié)點即2010年，國家頒布了《國家教育改革與發(fā)展中長期規(guī)劃綱要》，這一綱要出臺的背景是：分省命題方興未艾，自主招生大戰(zhàn)如火如荼。而圍繞分省招生指標，各種意見尖銳對立。

　　山東省三個考生甚至狀告教育部，說為什么山東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為什么上大學就那么容易？

　　同時，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爭論，原本是為了彌補高考唯分數(shù)論的缺陷，但特長加分引起一些學校的質(zhì)疑，被認為含金量不高。

　　此外，關于應試教育和素質(zhì)教育纏斗不休，“這些問題推動了當時新一輪的高考改革”。韓寧說。

　　當時的《綱要》提到了三個原則，即有利于科學選拔人才、促進學生健康發(fā)展、維護社會公平。“這是三個目標。多目標的任務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時候它中間是有沖突的，哪個放在第一位，哪個放在第二位，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很糾結(jié)。”韓寧表示。

　　第二個時間節(jié)點，是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高考改革的描述成為：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yè)機構(gòu)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jiān)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此外，還提到探索全國統(tǒng)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化考試一年多考。“這已經(jīng)和我們今天實行的新高考方案很像了。”韓寧說。

　　第三個時間點就是2014年9月，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對高考多年存在的問題，意見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要求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改革考試形式和內(nèi)容以及招生錄取機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為改革試點從秋季開始執(zhí)行新方案。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在浙江、上海啟動綜合改革試點。
 

新高考遇到的5大新情況、新問題

　　第一，走班教學會不會凸顯教師資源不足？

　　上海新高考實行“3（語數(shù)外）+6（物化生政史地）選3”科目組合，浙江則在“6”的基礎上另加一門技術科，為“7選3”做法。“3+6選3”有20種科目組合，“3+7選3”則有35種。

　　很多一線老師都認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確——諸多組合擴大了學生的學科選擇權(quán)、考試選擇權(quán)、課程選擇權(quán)。然而，在實際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許學生自主選擇的話，學校就必須根據(jù)學生的選科提供足量的課程供“走班”。

　　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年級有120人選歷史，就得至少開出3個歷史班，否則不能滿足學生。但實際情況是，即使在重點高中，學校目前的師資力量也遠難承擔這樣的辦學模式。

　　重新配備整個學校的師資力量，難度太大。這被認為是新高考“改不動”的“第一難”。

　　第二，考試次數(shù)過多會不會加重負擔？

　　這個既有學生的負擔，也有老師的負擔，也有校長的負擔。

　　改革試點幾年下來，上海高考出現(xiàn)一個“怪象”。大多數(shù)學生在一年兩次英語考試中，都會選擇考兩次。即使春考成績已經(jīng)是最好的等級，還是不愿錯過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級優(yōu)劣都是根據(jù)參考總?cè)藬?shù)來排名劃分。

　　因為很多學生覺得，一方面要確保自己足夠優(yōu)秀，對于第二次或許能得到更高成績抱有希望；另一方面還要“占位”，不能讓別人也“優(yōu)秀”。

　　第三，分散考試、多次考試、走班教學會不會造成中學教學秩序的混亂？

　　以前五六十名學生一個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學生情況。打破行政班，也意味著打破“班主任責任制”，一些校長很擔心“管不住”。

　　除了軟件，選課走班對學校管理的硬件資源要求也讓不少校長皺眉。按照目前很多高中一個年級一千人計算，三千人大概需要65間教室，包括常規(guī)教室和實驗室等場地。一個行政班五六十名學生。如果開始選課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會成倍增加，很多高中至少得為此“再蓋棟樓”。

　　“怎么排都有學生上不了課！”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長說，該校曾經(jīng)模擬過選課排課表。不是老師的時間不夠排，就是學生選修課程時間會沖突，讓他很是頭疼。

　　中國很大，各地教學資源本就參差不齊。就學校的教學資源而言，各個學校必須量體裁衣，根據(jù)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來做選課的方案。

　　實力雄厚的學校可以選擇大走班，每個學生一張課表。實力較弱的學�？梢赃x擇提供套餐組合，滿足大部分學生的選課需求。大多數(shù)城市高中至少都能提供選課套餐，但要做到一個學生一張課表，估計很少有學�？梢詽M足。

　　第四，學生選科比例不合理是否會造成未來國民總體科學素養(yǎng)下降？

　　根據(jù)浙江省教育考試院數(shù)據(jù)，2017年的25.01萬浙江考生中，有8.95萬人選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上海教育考試院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5萬名考生中有1.92萬人選考物理，占比38.4%。即便是成績較好的學生，也擔心無法獲得較好的位次而選擇放棄較難學科。

　　而物理對于科學的發(fā)展又不言而喻。比如，北京郵電大學要求學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礎，尤其是物理�，F(xiàn)在招來的學生發(fā)現(xiàn)有的并沒有參加物理的等級考，而是參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級是很低的。

　　第五，當試點擴大以后，省級考試機構(gòu)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提供專業(yè)的服務？

　　為什么有一些省后來經(jīng)過研究決定暫時推遲高考改革？因為在當年分省命題時，也只有一半的省份是分省命題，即使是江蘇這樣的教育、經(jīng)濟發(fā)達的大省，年年的命題也是不堪重負，

　　“我們的（省級）考試機構(gòu)能不能有能力負擔這個責任？這是我們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韓寧坦言。

　　不過在第二批試點的時候，教育部已經(jīng)做出了一些調(diào)整，比方說發(fā)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yè)選考科目要求指引（試行）》，浙江調(diào)整考試時間，建立物理學科保障機制，山東提出新的賦分辦法，等級考時間普遍推遲到高三下學期，等等。

　　“關于第三批試點，（教育部）陳寶生部長有一個‘跳起來摘蘋果’的理論，他說對于新高考改革，要采取實事求是的基本態(tài)度，不湊數(shù)，條件達到了就批準啟動，條件達不到就創(chuàng)造條件，達到了再上。”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最后表示。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qū)教育局局長陸建國曾就高考相關問題發(fā)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寫道：

　　中國國情復雜，各個省份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不均衡，這是啟動所有改革都應統(tǒng)籌考量的一個基本現(xiàn)實，在相當一部分地區(qū)不具備與改革相匹配的物質(zhì)條件時，貿(mào)然一刀切，結(jié)果可能適得其反。

　　具體到此輪新高考改革，浙江作為東部發(fā)達省份，尚且勉為其難，如果把這一方案推廣到全國，對于大部分省市而言，這將是高中學校不能承受之重。

　　盡管不少一線高中教師對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實細節(jié)有類似存疑，但他們同時也表達了對改革方向的認可。最關鍵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會再“大改”，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改革文件下來之前想好對策。

　　國務院2014年就頒布了高考改革總體方案，并不會有大的調(diào)整，暫緩只是要評估各地是否具備改革的條件。這種評估，即根據(jù)“3+3”科目改革對高中辦學的師資、課程、場地、學生生涯規(guī)劃教育等要求評估改革的條件，在改革準備更充分時啟動改革，避免改革方案在落實時大打折扣。

　　但是，暫緩改革的省份很多高中大多還處于觀望狀態(tài)，主動提高高中建設標準、推進高中課程建設改革，以及針對學生開展生涯規(guī)劃教育的學校并不多，對此有清醒認識和準備的家長、學生更是少之又少！

　　在此想說的是，高考改革是大勢所趨，改革潮流浩浩蕩蕩。客觀條件不足的確是原因，但主觀上對新生事物抱有抵觸態(tài)度，恐怕才是問題所在。高考改革可能會延遲，但步伐擋不住，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最終會得到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