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逐年增長 廣東或成考名校最難�。�

　　“廣東將會成為考上好學校最難的一個省。”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在兩會期間一語道出廣東高考的慘烈。廣東高考報考人數每年數以萬計地增長，但高校對廣東考生的擴招卻步履維艱，部分高校招生人數甚至不增反減。

　　數據顯示，去年廣東每萬名考生上北大、清華、上海交大、人大等名校的人數已低于川、豫、魯、蘇等九省。到2016年，如果4.2萬異地考生全部加入廣東高考大軍，廣東學子的升學壓力將空前增加。

　　廣東學子上名校已是萬里挑一，或許以后這個數字還將更少。

　　“如果廣東的招生計劃不按照考生人數做調整的話，將會吃大虧！”3月5日，全國兩會廣東團開放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發(fā)出警示：如今廣東考生想上好學校愈發(fā)艱難，他建議中央教育部門要“按照考生作為基數來分配招生計劃”。

　　上好學校難

　　上北大概率僅北京生1%

　　廣東考生上好學校面臨愈發(fā)嚴峻的現狀是不爭的事實。

　　數據顯示，與山東、河南、江蘇、四川、河北、湖南、安徽、北京、上海這九個地區(qū)相比，2012年，廣東省每萬名考生可上北大、上海交大的人數位列倒數第一，而到了2013年，廣東每萬名考生上人大、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的人數再次墊底，上復旦、武大、浙大、南大的人數則位列倒數第二。

　　羅偉其說，廣東一本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六點幾，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有些省份該比例高達15%到20%，“所以我們是吃虧的”。

　　造成各省差異的重要一環(huán)便是高校對不同省份的招生計劃落差較大。部屬高校幾乎都傾向于本地生源，中大、華工也不例外，在廣東招生人數遠高于外省。

　　“985、211高校在制定招生計劃時考慮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它會牽涉到學校本身的經費來源，辦學特點，所處地域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情況。”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到，第一，學校獲得的政府投資的情況，比如說獲得國家撥款比較多，他在全國的投放招生比例就多一些，獲得的地方投入比較多，地方的投入招生比例也就大一些。有些985高校獲得地方撥款后有嚴重的地方化趨向。有的學校在地方計劃招生比例高達50%或者更高。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其研究課題“大學招生與憲法平等”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廣東、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以北京大學為例，根據2011年的錄取數據，每萬名考生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廣東為1.4，貴州為1.48，河南為1.87，北京為52.5。(注：此為實際招生數)

　　名校減少招生

　　擴招總趕不上考生增加

　　2011年至2013年，廣東高考報考人數由65.5萬增加至72.7萬，每年新增3.5萬多人。

　　但高校擴招并未與廣東考生人數增加而同步。近三年來，人大、北大、清華每年約在廣東計劃擴招10余人，上海交大三年只擴招了3人，復旦大學的招生計劃甚至不增反減。

　　近三年來，廣東省每萬名考生可上北大、清華、上交大、復旦的人數不到1，幅度在0.4~0.92之間。其他外省高校大多也就在1~1.5之間，這就好比，即使孩子在廣東省“萬里挑一”，但也未必進得了北大、清華這類名校。

　　此外，近年來，廣東省文史類報考人數增加，然而，記者舉例的10所高校中除了人大的文史類、理工類計劃招生人數相對持平，其他高校理工類招生人數遠遠超過文史類，相差7~40倍不等。

　　以清華為例，2009、2010、2011年，清華文科，只有經濟與金融(國際班)、英語僅各招1名粵籍考生。

　　原來廣東省的兩所985高校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還曾是廣東學子的“避風港”。然而這3年來，這兩所高校在廣東的計劃招生人數也在下降。2011~2013年，中大、華工在粵招生人數分別減少了86人和158人。每萬名考生可上這兩所高校的人數也減少了六七人。

　　辜偉斌曾就讀于揭陽市普寧華僑中學。高三備考時，學校每周都要進行“培優(yōu)補差”。周六全年級齊齊上陣補習，周日上午還有一個培優(yōu)班和一個補差班。對于他們來說，考上中大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2011年華僑中學每個年級有大概2000名學生，辜偉斌那屆的1000名余文科考生中，只有兩人達到了中大的錄取線。

　　中大2013級社會學專業(yè)的陳凱君也發(fā)現，雖然這幾年廣東的高考題變得越來越簡單，但考上中大卻變得越來越難，陳凱君的母校廣雅中學每年都有200多名學生考上中大，但大家一點不輕松，“因為分數線越來越高”。

　　流動人口多

　　2016年考生或增4.2萬人

　　廣東本土高考增長的同時，流動人口的進入，將考生的基數進一步拉大，廣東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優(yōu)質學校錄取率。

　　2012年年底，廣東省教育廳正式出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方案”。方案分三步走，2013年起，通過積分入戶廣東省的異地務工人員、高技能人才，其隨遷子女不受入戶年限、就學年限等限制，可在廣東省報名參加高考，并可與廣東省入戶地戶籍考生同等錄取。2014年、2016年起實施的二、三步，賦予了另外兩類進城務工人員其隨遷子女享有廣東戶籍考生同等錄取資格。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廣東省內屬于省外的常住人口達到21498798人，占全國總流動人口的8.22%，是北京的3倍，上海的2.5倍。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省外人口增加6433920人，增長42.71%。廣東成為最大的外來人口輸入省。

　　羅偉其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廣東高考的話，考生必然會大量增加，因此，如果再不調整，那么人口輸出省的錄取比例越來越高，而人口輸入省的優(yōu)質學校錄取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是不合理的”。

　　羅偉其介紹，現在國家每年招收比例增長的幅度控制在3%之內，但這種增長是有限的。經過測算，2013年在廣東上高一的外省流動學生達到4.2萬人，意味著到2016年，符合條件的在廣東參加高考的考生“不出意外會多出4.2萬人”。羅偉其表示，到2016年廣東將成為全國外來考生輸入最大省份。

　　不過，熊丙奇卻有不同看法。他說，“現在情況下是不可能全面放開異地高考，北上廣放開異地高考也是有限度地放開。”

　　熊丙奇估計，全國獲得異地高考指標的外地學生只有4萬~5萬人，最多6萬人。在上海，只有占進城務工人員子女15%左右。“高考是各個省的蛋糕，如果說指標不增加，報考人數增加，肯定會牽扯到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

　　考生留學突圍

　　高校減少招收本地生源成趨勢

　　在考生增長、高校招生不增的大背景下，有不少廣東學子自我突圍，他們成為留學團的一員，遠赴海外求學。

　　2013年通過啟德廣州分公司送出的廣東學生1000多人，啟德教育集團廣州公司副總經理王麗霞說，“近4年來，留學規(guī)模每年以近20%的趨勢增長。”

　　“出國的同學挺多。部分同學在高考前就出國，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高考會考不好，不如就早一點出去讀。也有部分同學是高考后覺得成績不夠理想而選擇出國。”陳凱君感受到了周邊同學的出國熱情。她也曾是出國當中的一員，不過由于一些原因，她重回國內，補習半年后考上中大。

　　另一方面，高校也在根據生源情況自我調節(jié)，特別是優(yōu)質教育資源集中的北京、上海。2013年，北京的報考人數由2011年的7.6萬降到7.27萬，上海則由6.1萬下降至5.3萬。北京、上海高校對本地考生的計劃招生規(guī)模也相應減少，北大、清華、復旦都減少了20余人。

　　“北京和上海生源下降，招生指標就下降了，我們也希望通過生源下降來調整各個地方招生結構，以便使得教育資源更加均衡，他們是同時進行的。”熊丙奇說，如果生源不下降，很難去縮減招生數量，因為牽涉到地方利益。

　　“生源下降時調整各個地方生源指標是非常重要的契機，借助這個機會推進教育公平。”熊丙奇同時也強調，這也是有限的推進。此外，對于異地高考指標的分配，地方作為更是有所局限。

　　他說，從目前看，教育部承諾過根據異地高考的結果來調整各個地方指標，希望教育部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為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調整省內高校的招生還是可以的，省外的就很難調整了。

　　“推動高考制度的改革，打破錄取按省份錄取的制度，取消高考按戶籍報名的方式，實現更大程度的公平。”

　　名校應去地方化？

　　哈佛并未把名額分配到各州

　　廣東考生難上外地好學校，在一定程度上與外地學校偏重本地生源有關。

　　近年來，有關985高校去地方化、不該變成地方高校的呼聲愈高。教育部明確規(guī)定985高校在當地招生比例不能超過30%，“很多高校在朝這方面做。”熊丙奇也看到了高校的努力，但當地政府也有苦衷，“我投了錢，應該有更多招生指標。”

　　此外，社會也有觀點認為，北京高校招收了過多當地生源。熊丙奇說，事實上，北大、清華在當地招生比例基本上大概在10%~20%，很多學校都低于30%，“但由于北京211院校多，所以北京的考生進入211高校比例比較高。”

　　“我們希望985、211高校，都應該面向全國統(tǒng)一招生，不要把指標分配到各個省，這樣問題就解決。”熊丙奇說，全國有個統(tǒng)一的考試，大家自由地參加考試，大學獨立進行錄取，這樣就解決問題了。目前高校把指標分配到各個省就產生問題：把高考和戶籍聯系到一起。“哈佛大學把名額分配到各個州了嗎？”他反問。

　　張千帆也指出，中國的招生考試改革必須先從摒除地域歧視開始。對全國各地考生，必須實行統(tǒng)一考試并原則上實行平等錄取。而對于少數族群聚集地或其他欠發(fā)達地區(qū)，大學可以按其全國平均錄取比例和當地考生數量，實行同比例錄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合理的糾偏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