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雜詠四首--魯迅(2)

　　【賞析】

　　其一賞析

　　據(jù)許壽裳的回憶，第一首詩是詠錢玄同的。錢玄同，浙江吳興人，清末在日本留學，曾和魯迅一起在章太炎那里學《說文解字》。“五四”時期，他是《新青年》的編委之一，寫了不少反封建禮教的文章。他曾收集社會上頑固派反對白話文的各種濫調(diào)，以王敬軒之名，寫信給《新青年》，由劉半農(nóng)逐條予以痛駁。這就是當時有名的“雙簧戲”。他在“五四”時期還提出過“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抨擊頑固派的口號。這些，即使到了后來，魯迅還是予以肯定的。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寫到有一位金心異曾促進了他的創(chuàng)作，就是指錢玄同。金心異是林紓的小說《荊生》中的人物，用來影射、攻擊錢玄同的。錢玄同當時還說過：“人過四十，就該槍斃”這類過激的言論，為魯迅所不取。“五四”以后，隨著革命的深入，文化革命隊伍也發(fā)生了深刻的分化：“《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南腔北調(diào)集?自選集?自序》）。”錢玄同逐漸成了大學講壇和書齋里的學者、教授。當時，當胡適在《新青年》中排斥劉半農(nóng)時，錢玄同能夠仗義執(zhí)言，敢于斗爭。那時他和魯迅在不少觀點上是一致的。但到了后來，他和胡適等人的距離縮短了，而和魯迅等人的距離卻擴大了。從1925年下半年起，魯迅和他幾乎沒有任何聯(lián)系。1929年，魯迅從上海去北京看望母親時，“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兩地書》一二六封）。魯迅和他已到了無話可談的地步。而當時任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主任的錢玄同，聽到學生要去請魯迅來校講演，竟說：“要是魯迅來師大講演，我這個主任就不再當了。”這里有個人意氣之爭，也有思想上的分歧。魯迅后來甚至認為錢玄同“夸而懶，又高自位置”，連他寫的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1]?”。正是由于失去了當年思想上的銳氣，他才會在學校里說什么：“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無怪乎魯迅氣憤地說：“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1]錢玄同就是諸公之一，他和“五四”時期，已判若兩人。

　　作法不自斃。有成語“作法自斃”是說一個人恰恰死在自己定的法律、法規(guī)上。錢玄同當年說過“人過四十歲，就該槍斃”，而他現(xiàn)在悠然過四十，卻并沒有死，可見他的“作法”是專對別人的，所以魯迅說他作法不自斃。既然他是作法不自斃的，現(xiàn)在又不妨用肥頭（錢玄同很胖）做賭注，說什么“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來“抵當辯證法”了。

　　魯迅在這首詩里，抓住錢玄同早期的一句話和后期的一句話，諷刺了錢玄同的變化，以及他的思想方法和語言表述的特點。

　　必須說明的是，錢玄同作為學者，在音韻學等方面是有貢獻的，是有貢獻的。他沒有和國民黨反動派同流合污，晚年在日本侵略軍進入華北后，始終能堅持民族的立場，保持了晚節(jié)。魯迅這首詩對他有所諷刺，但并不是對他全面的評價，還是留有余地的。魯迅逝世后，他寫了悼念文章，敘述了他們作為老朋友的經(jīng)過，也坦率地承認了“偶然見過他基本著作（但沒有完全看到），所以我今年對他實在隔膜的很”的緣故。

　　錢玄同生前沒有看到本詩。

　　其二賞析

　　據(jù)許壽裳的回憶，第二首是詠趙景深的。

　　趙景深，四川宜賓人，當時是復旦大學教授。1929年，梁實秋在《論魯迅的“硬譯”》中說：“無產(chǎn)階級理論方面的書翻成中文的......其文法之艱澀，句法之繁復，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又說：“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得爽快。死譯就不同了；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于不讀，枉費時間精力。”[2]?魯迅寫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說明：他自己的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是“以為竊火給人”，必須忠于原作，“倘有曲譯，倒反足以有害”；因此，他在翻譯中“局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魯迅還指出：當時革命隊伍中某些人光喊口號，對中國迫切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卻不屑翻譯，而又跟在梁實秋的后面嘲笑已有的翻譯“難讀”，真是“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正當魯迅在與梁實秋的“寧曲不硬”的論調(diào)爭論時，趙景深也出來發(fā)表意見了，說：“譯得錯不錯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倘若譯得一點也不錯，而文字格里格達，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長串，要折斷人家的嗓子，其害處當甚于誤譯。......所以，嚴復的'信''達''雅'三個條件，我認為其次序應該是'達''信''雅'。”趙景深的“寧達而不信”的論調(diào)，和梁實秋在客觀上起了呼應的作用。

　　趙景深是教授，是作家，他與梁實秋自然是不同的，但他在翻譯這個問題上的說法卻與梁實秋是相近的。魯迅說：“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拼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jīng)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景深教授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接著，魯迅以趙景深的翻譯文字為例，指出他的“寧達而不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趙景深在他發(fā)表《翻譯論》以后，曾在《小說月報》上刊出《國外文壇消息》，介紹德國作家F.Thiess的四部曲為：《離開了樂園》、《世界之門》、《健身》和《半人半牛怪》，其中《健身》應譯為《魔鬼》，《半人半牛怪》應譯為《半人半馬怪》。他還在契科夫小說《萬卡》中將英文MilkyWay（銀河）誤以為“牛奶路”。魯迅指出：象趙景深這樣“對于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發(fā)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可見他的“寧達而不信”，實際上是主張“亂譯罷了”。

　　《教授雜詠》第二首就是諷刺趙景深的誤譯的。因為趙景深把半人半馬譯成半人半牛，這樣牛馬不分，所以魯迅說：“可憐織女星”，本來是牛郎的妻子，在趙景深筆下也可“化為馬郎婦”。神話中說，牛郎織女在銀河兩邊相望，每年七月七日烏鴉喜鵲搭成橋，使他們相會。但現(xiàn)在趙景深已把銀河譯成為“迢迢牛奶路”，那恐怕會導致“烏鵲疑不來”了。魯迅的辛辣的諷刺，更可見趙景深的寧達不信的翻譯主張是多么荒唐。

　　趙景深是文學研究會會員，曾任開明書店、北新書局編輯，主持過編輯部的工作。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中，都有突出的貢獻。尤其在中國戲曲小說史的研究上，是我國為數(shù)不多的專家之一。在翻譯問題爭論以后，魯迅仍和他保持聯(lián)系，還為他所編的刊物撰稿。

　　其三賞析

　　據(jù)許壽裳的回憶，第三首是詠衣萍的。

　　衣萍，即章衣萍，安徽績溪人，曾在北京大學聽過魯迅的課，是《語絲》的投稿者。1926年以后，他到上海，先后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北新書局的撰稿人。創(chuàng)作上沒有什么建樹，且走下坡路。他吹噓“世界文學名著”說：“我們覺得中國新文壇上，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一天少一天了，無聊的廢話是一天多一天。我們大家都要少說些廢話，多寫東西吧。”[3]?但他自己寫的卻是《情書一束》、《枕上隨筆》之類，甚至寫什么“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4]?當時有些報刊上就稱他為“摸屁股詩人”。他向北新書局支取大量稿費時還說：“錢多了可以不吃豬肉，大喝雞湯。”

　　魯迅的詩中，“世界有文學”，就是諷刺他認為只有外國才有“世界文學名著”，而中國“一切東西都不如人”的。“少女多豐臀”，就是諷刺他那句色情言論的，“雞湯代豬肉”，是諷刺他支取稿酬時說的話。

　　“北新遂掩門”，是指：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了一本民間故事《小豬八戒》，其中有侮辱回族人的地方，引起回族人的聚眾抗議，并向政府請愿，這年10月間，北新只好停止營業(yè)。必須指出的是：有些書及文章說章衣萍是《小豬八戒》的作者或編者，或者說章是北新的編輯，那是不合史實的�！缎∝i八戒》的作者是“朱揚善”，這書稿是他自己投寄來的。[5]?北新書局編輯把它編入了《民間故事叢書》。這套書名義上由林蘭主編。又據(jù)章衣萍的回憶，北新書局雖然出版過章衣萍寫的書和編的書，但從來沒有聘請過他當編輯。那么，魯迅為什么要把北新關門的事和章衣萍聯(lián)系在一起呢？在魯迅看來，北新請章衣萍這樣的人寫稿，編書，出版他那種色情無聊的書，書局內(nèi)烏煙瘴氣，這才是北新關門的真正原因�？梢�，把“雞湯代豬肉，北新遂掩門”兩句聯(lián)系起來理解，他的意思是：象章衣萍這樣無聊的文人居然成了北新書局的經(jīng)常作者，讓他拿大量的稿費去花用，那北新當然只好關門了。

　　章衣萍原來是魯迅的學生，曾經(jīng)常到魯迅家里去。但由于他的走向無聊，從1930年起，魯迅就不再和他有任何的聯(lián)系。當時像章衣萍那樣的教授、作家，還不止他一個，因此魯迅的諷刺，是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

　　其四賞析

　　據(jù)許壽裳的回憶，第四首是詠六逸的。

　　六逸即謝六逸，貴州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復旦大學教授。1931年10月，他和朱應鵬等人發(fā)起成立“上海文藝界救國會”。參加這個救國會的多數(shù)是“民族主義文學”派人物。因此魯迅在《沉滓的泛起》等文中曾予以指出和諷刺。謝六逸編譯出版過《日本小品文選》，魯迅就曾把它列入“沉滓”之內(nèi)。謝六逸還編過一本《模范小說選》，選錄魯迅、矛盾、葉紹鈞、冰心、郁達夫、五人的作品，于1933年3月在上海黎明書局出版。在序言中他說：“在號稱革命的人看來，文學原是末流，最要緊的是'意識正確'且須懂得'擁護自身階級的利益'。不過，愚意以為新人八股寫得太多了，也需要妨礙'意識的正確'，甚或不免減少'擁護自身階級的利益'的力量。我們的希望很簡單，......盼望他們少寫幾句八股文，不要以為模仿他人；必須自鑄新辭才好。”這就是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拿這五位作家來來反對文藝革命。接著，他又說：“翻開坊間出版的中國作家辭典一看，我國的作家快要湊足五百羅漢之數(shù)了。但我在這本書里只選了五個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頭皮，準備別的作家來打我罵我。而且，罵我的第一句話我也猜著了。這句罵我的話不是別的，就是‘你近視眼啊’，其實我的眼睛何嘗近視，我也曾用過千里鏡在沙漠地帶，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國內(nèi)的作家無論如何不止這五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選擇材料時，必須顧慮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線，所以我要‘唐突’他們一下了。”

　　魯迅在詩中說：“名人選小說，入線云有限。”就是指他的《模范小說選》和“墨線”之說。“雖有望遠鏡”，是指他在序言里說的“千里鏡”之類的話。“無奈近視眼”，也是指他說的餓“其實我何嘗近視”而來的。他不承認自己是近視眼，但他看不到現(xiàn)代文學中的許許多多優(yōu)秀小說，乃至指責革命文藝，難道不正是近視眼嗎。

　　謝六逸后來多次寫信給魯迅，希望魯迅為他編的報紙寫稿，魯迅均婉言拒絕。謝六逸是文學研究會會員。著有《水沫集》、《茶話集》、《文壇逸話》等散文隨筆集，還著有《日本的文學》等。抗戰(zhàn)時在貴陽籌組中華文藝界抗戰(zhàn)協(xié)會貴陽分會，主張抗日，后病逝于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