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第一次將帥授銜的始末

　　【摘要】：“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時任解放軍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回憶說，授銜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數(shù)人對此都表示認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對結(jié)果并不滿意……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授予大元帥軍銜典禮，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與他們同一批授銜的，還有10名大將、55名上將、175名中將和800余名少將。

　　54年后的今天，回顧那段特殊的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名單的出爐，既非純粹的論資排輩，也非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綜合平衡的結(jié)果。

　　“山頭平衡”成重要因素

　　鄧小平曾指出：“我軍隊歷史上是由各個山頭、五湖四海集中起來的。過去，有三個方面軍，每個方面軍又是由好多山頭結(jié)合起來的。”這些“山頭”，雖不如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實存在，在經(jīng)歷了數(shù)次分化組合后，關(guān)系十分復(fù)雜。

　　按當時中央規(guī)定：元帥是行政三級，享受政治局委員待遇；大將是行政四級，享受副總理待遇，自大將以上可算作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上將是行政五級，享受國務(wù)院秘書長待遇；中將是行政六級，享受部長待遇，自中將以上都是高級將領(lǐng)，可配備警衛(wèi)、秘書和保健醫(yī)生、廚師、勤務(wù)員；少將行政七級，享受部長級醫(yī)療待遇。不同級別之間，待遇、權(quán)力地位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現(xiàn)任職務(wù)、政治品質(zhì)、業(yè)務(wù)能力、在軍隊服務(wù)的經(jīng)歷及對革命事業(yè)的貢獻外，還要適當照顧到各方面軍干部的相對平衡。

　　朱德、彭德懷，因戰(zhàn)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帥的前兩位；林彪是第四野戰(zhàn)軍的代表，十大元帥中他的戰(zhàn)績和指揮能力都堪稱第一，是10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劉伯承是二野代表；賀龍，借助南昌起義總指揮和紅二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成為元帥；陳毅代表著南方3年游擊戰(zhàn)、新四軍、第三野戰(zhàn)軍3個方面的力量；羅榮桓代表著政工在軍中的地位，這是中國軍隊特有的中國特色；徐向前借助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身份成為元帥；聶榮臻是華北野戰(zhàn)軍的代表；葉劍英則一直是“中共軍方在政壇上的代表”，除他之外，黨內(nèi)、軍內(nèi)再無他人有這種特殊地位了。

　　大將的評選，也同樣考慮了“山頭平衡”的因素和職務(wù)因素：粟裕的軍事造詣和戰(zhàn)績在全軍首屈一指，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總參謀長；徐海東是陜北方面的代表，是紅二十五軍幸存的指揮者，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之后任軍團長；黃克誠是四野代表，雖然戰(zhàn)績、資歷并非最優(yōu)，但時任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陳賡是二野的代表；譚政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蕭勁光是四野的又一代表，海軍司令的職務(wù)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張云逸的大將軍銜幾乎完全憑資歷獲得，十位大將軍中他年事最高，也是唯一參加過護國討袁的；羅瑞卿來自華北野戰(zhàn)軍；王樹聲曾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授銜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則來自紅二方面軍。

　　幾個重要時期的表現(xiàn)，也是影響因素。曾任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的蕭克，本來有資格入選大將，但他在長征中斗爭張國燾時保持了沉默，成為毛澤東認為其“在歷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將中名列榜首，或許并沒有表明其戎馬生涯的真正價值。授銜前毛澤東曾親自找他談話，對他說，把你放在這個位置上，別人就不好說什么了。

　　與蕭克相對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帥中資歷排在倒數(shù)第二位，卻名列十大元帥第三位，除了基于戰(zhàn)功，他因為在關(guān)鍵時刻支持毛澤東而贏得毛澤東的欣賞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高風(fēng)讓銜，比比皆是

　　對于給不給軍銜、給怎樣的軍銜，大多數(shù)將帥并沒有過多計較，而是表現(xiàn)得十分豁達。

　　在得知自己被評定為“大元帥”的消息后，毛澤東找到彭德懷和羅榮桓：“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饺罕娭腥ブv話、活動，多不方便��！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表態(tài)后，劉少奇、周恩來也紛紛表示，不參加評定軍銜。在鄧小平的堅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12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毛澤東之外，另一個沒有元帥軍銜的人。

　　彭德懷也在閑談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這個牌牌，也夠不上什么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么‘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不評一些元帥，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談話時強調(diào)：“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這是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是學(xué)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

　　許光達在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后，還曾主動給毛澤東等軍委領(lǐng)導(dǎo)寫了一份“降銜申請書”：“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lǐng)導(dǎo)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余，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勛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毛澤東拿到這封信后，激動極了。軍委會議室里，他揚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等軍委領(lǐng)導(dǎo)人面前：“這是一面明鏡，共產(chǎn)黨人自身的明鏡！”彭德懷插話說，這樣的報告許光達連寫了三次。毛澤東聽后點點頭，越說越激動，起身離開座位：“不簡單啊。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容易看出一個人，古來如此。”他隨即大步走到窗下，雙手用力推開窗戶，用帶著濃濃湖南鄉(xiāng)音的語調(diào)低吟：“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lián)P。”雖然在正式授銜時，許光達仍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但中央軍委在慎重考慮了他的意見后，將他的行政級別定為五級，他也因此成為當時唯一被定為行政五級的大將。

　　類似的讓銜、請求降銜、不爭銜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總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按條件，他理應(yīng)授銜上將，但當他得知上將名額需要減少時，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這次授銜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為由申請降為中將。最終，他成為當時的兵團級干部中僅有的幾名中將之一。

　　訓(xùn)練總監(jiān)部軍外訓(xùn)練部副部長孫毅，歷來淡泊名利，心胸豁達。他對人說：“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足矣。”但組織上考慮到孫毅資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將軍銜。

　　白志文，紅軍時期就是師長。被評定為少將后，有人建議他去爭取一下。他卻說：“有什么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們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犧牲時不到30歲。我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該知足了！”

　　段蘇權(quán)，紅軍時期黔東獨立師政委，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曾任四野第八縱隊司令員。授銜那天，他站在少將行列里。他的周圍，是當年他親自指揮的團長；前排的中將行列中，有幾位當年在他手下當過師長；再前排的上將行列中，則站著曾與他同樣擔任縱隊司令員的戰(zhàn)友。有同事小聲說：“老段，你該站前邊去，向前走兩排。”他卻淡淡一笑：“組織上叫我站這里，我就站這里。”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時任解放軍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回憶說，授銜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數(shù)人對此都表示認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對結(jié)果并不滿意。有的人雖然嘴上不說，心里卻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淚長流，兩三天不吃飯；還有人跑到領(lǐng)導(dǎo)那里，說自己如何勞苦功高，點著名要高級軍銜；更有一個紅軍時期的老干部，在聽說自己將被授予少將軍銜后，竟公開地說：“我要把那牌子掛到狗尾巴上去！”毛澤東聽到這些事，很不高興，諷刺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歐陽青在《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全景式掃描》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評為中將。王必成覺得自己的軍銜低，便找到老領(lǐng)導(dǎo)譚震林，希望他能幫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譚震林還真去了，結(jié)果讓上邊一頓批評。王近山也喊過幾嗓子，被鄧小平嚴肅地批評了一頓，就算了。

　　鐘偉在紅軍時期的最高職務(wù)是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zhàn)爭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縱隊司令、四野四十九軍軍長。這次授銜時，和他平級的人大多被評上了中將，這讓他覺得自己“被評低了”，火氣上來，罵了人。這事傳到林彪耳朵里，他氣得將鐘偉叫去狠狠批評了一番。事實上，關(guān)于鐘偉的軍銜評定過低，毛澤東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評級后，鐘偉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將甚至上將的標準定的，毛澤東甚至親自點名，讓他擔任北京軍區(qū)參謀長。鐘偉可算是低銜高配的好例子。

　　將帥軍銜評定從1950年開始籌劃，在經(jīng)歷了5年的動態(tài)變化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名單，1955年9月27日才召開將帥授銜典禮。單從時間上，就能看出將帥人選的遴選是一個多么復(fù)雜的過程。而1955年的將帥授銜，也因此呈現(xiàn)出多面、多層次的立體狀態(tài)，作為一個復(fù)雜而豐富的“重要現(xiàn)場”，被定格在歷史的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