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要從“洋教條”中解放出來
來源：網絡資源 2009-08-30 22:58:05
程恩富，海派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1950年7月生于上海�，F(xiàn)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曾在胡錦濤總書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講課(2004年5月)，在****總書記主持的理論座談會匯報改革思路(2002年2月)。提出“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社會主義三階段論”、“新的活勞動價值論”、“新經濟人論”、“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論”、“一府兩系的國資管理論”、“知識產權優(yōu)勢論”、“當代經濟基本矛盾論”、“經濟全球化利弊不確定論”、“大文化經濟學論”等學術觀點。
■特邀記者：雷 敏 本報記者：聞 琦
30年來生產力、綜合國力、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記者：回首30年改革開放，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您怎么看?
程恩富：可以這么說，30年改革開放首先是經濟成就，表現(xiàn)在：一是生產力和經濟發(fā)展迅猛， GDP每年以9.8%的速度遞增，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2007年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三;工業(yè)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整體水平更高;產業(yè)結構更加高級化，第三產業(yè)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科技進步顯著。
二是綜合國力，解放前是世界第24位，改革前夕是第10位，現(xiàn)在是第5位、第6位，經濟發(fā)展速度快了，綜合國力的發(fā)展系數、提升的速度都比改革前快了。盡管是由第10位提到第5位、第6位，但越往后越難。
三是生活水平，從收入和吃穿住行用都可看出。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為343.4元，2006年為11759.5元，是1978年的34.4倍，按可比價格是6.7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978年為133.6元，2006年為3578.0元，是1978年的26.8倍，按可比價格也是6.7倍。30年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fā)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一千多萬。恩格爾系數逐步下降，1978年城鄉(xiāng)居民分別為57.5%、67.7%，1997年為36.3%、43.1%。
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制度創(chuàng)新的進程
記者：改革開放每一步，都有制度創(chuàng)新來推進。30年來，我國在經濟制度方面有哪些創(chuàng)新?取得了哪些成就?
程恩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產權制度、分配制度、運行制度、開放制度都有突破和創(chuàng)新。這既是改革的制度目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同時反映了改革的過程。
——從傳統(tǒng)的單一公有制，轉變?yōu)楣兄黧w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即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fā)展中外私有制經濟。
——從原來單一的按勞分配，轉變?yōu)閯趧又黧w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要素所有者可憑產權參與分配，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呈現(xiàn)交互同向和并重關系。
——從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jié)為輔，轉變?yōu)閲抑鲗偷亩嘟Y構市場制度，即多結構地發(fā)展市場體系，發(fā)揮市場基礎配置的作用，同時，在廉潔、廉價、民主和高效的基礎上發(fā)揮國家調節(jié)的主導作用。
——從被迫較為封閉的對外經濟關系，轉變?yōu)樽粤⒅鲗偷娜轿婚_放制度，即處理好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同自力更生的發(fā)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高效利用本國資本和資源的關系。
小平曾高度評價“中國版的政治經濟學”
記者：30年來，中國經濟發(fā)展經歷了哪幾個轉折?這些轉折又是如何實現(xiàn)的?
程恩富：如果說大變化，我個人認為，從改革開放以來到1992年，可以算一個大的階段，總的來說，是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1992年至今，總體上是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體制質變，以1992年為界，其間又有一些小階段和部分質變。
改革開放后第一個轉折是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的，由原來的以計劃經濟為主體向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轉變。
第二個節(jié)點是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決定，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但這樣表述容易產生邏輯問題——“計劃經濟”就是“商品經濟”?所以一年后，把“計劃”兩個字去掉了，叫“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當時引起了新的討論：“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還是商品經濟為主?”鄧小平高度評價了這個新體制，認為“是講了新話”，“是中國版的政治經濟學”。根據新體制實行了“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的比重和市場調節(jié)的比重”，當時有三種調節(jié)方法，指令性計劃要縮小、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jié)要擴大。
第三個轉折是十三大報告提出“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要求進一步縮小指令性計劃，使市場調節(jié)處于和計劃調節(jié)平起平坐的位置，進一步提高了市場經濟的成分。中間有一個小的反復，“六四”以后，提出“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運行體制”。我當初不太贊成這個說法，又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有點混亂，不大妥當，我1985年和1987年就分別撰寫股份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論文。
前面的變化是部分質變，1992年6月份以后有了一個顯著變化，中央領導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年秋季，十四大報告確認，正式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解放思想要從“洋教條”中解放出來
記者：您認為，新一輪解放思想的關鍵是什么?
程恩富：解放思想，既包括從對馬克思主義僵化的理解上解放出來，同時，又要從西方的一些片面的錯誤理論和政策主張中解放出來。如果用鄧小平和十七大文件提到的“左”、“右”來區(qū)分，那么，既要從一些極“左”的思想中解放出來，也要從一些“右”的思想中解放出來。
過去30年改革的重點是從傳統(tǒng)社會主義思想中解放出來，這在當時是對的。30年的改革開放，引進和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理論和實際做法，其中有不少值得繼續(xù)借鑒，但是不少人沒有看到西方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理論和制度的嚴重弊端與局限性，因而相信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以美國或者瑞典制度為中國改革目標的話，就難以從西方思想和政策體系的窠臼中解放出來。要直面新的中國社會現(xiàn)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制度大框架中，以“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黨情為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有針對性地繼續(xù)解放思想。
記者：從具體內容上，您如何看待新一輪思想解放?
程恩富：我體會，凡是不符合、不利于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一切觀念、理論、體制、機制、政策和措施，都應當突破，逐步地消除和克服。具體內容就很多了。
比如，在經濟建設上，要重點突破公有制不能與市場經濟高效結合的中外傳統(tǒng)思維和政策，以及唯GDP的傳統(tǒng)經濟發(fā)展方式和機制，繼續(xù)完善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根本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
在政治建設上，要繼續(xù)完善官民互動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機制;
在文化建設上，要重點突破偏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各種貌新實舊的思維和措施，繼續(xù)完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fā)展的體制機制;
在社會建設上，要重點突破公平與效率高低反向變動的替代思維及其政策，塑造公平與效率高低同向變動的互促思維及其政策，在此基礎上繼續(xù)完善以民生為軸心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珠三角長三角要率先“走進歐美高端競爭”
記者：最近，廣東提出要向上海等學習。您曾經呼吁，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個主要的經濟區(qū)域若能通過加強合作,取長補短,在全國戰(zhàn)略轉型中起到表率作用,客觀上極有助于推動整個國家發(fā)展。請問，您心中有沒有具體的建議或措施?
程恩富：珠三角、長三角相對實力最強，胡錦濤總書記曾提出過“泛長三角”，把安徽納入進去。我們知道“泛珠三角”也提出過，都是面積的擴大。要在提升珠三角、長三角內部合作機制前提下來擴大中國幾個經濟圈之間的合作共贏，包括環(huán)渤海經濟圈、東北經濟圈，至少這四大經濟圈還是比較明顯的。經濟圈發(fā)展也是要逐步來的，但要有行政推動措施，產業(yè)之間要有不斷密切的多重合作關系。
我認為向日韓學習，合作應該高層次。目前珠三角、長三角具有先發(fā)優(yōu)勢，應該聯(lián)合起來進入國際高端競爭，為中國由工業(yè)大國向工業(yè)強國轉變，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向科技大國、文化大國轉變。聯(lián)合起來干什么?低層次的事可能用不著聯(lián)合做，珠三角、長三角內部就可以干。兩個“三角”合作起來干什么?一個是互通有無的合作機制，要有戰(zhàn)略目標。我再三強調學習日韓，它們的學界、政府、商界的共同目標是打進歐美，“走進歐美高端競爭”，這才是真正的本事。所以這兩個圈應該把一些不是特別適合的產業(yè)盡快地轉移到中西部或是其他經濟區(qū)去，然后優(yōu)化升級，促進珠三角、長三角產業(yè)的合理化、高級化與軟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