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軼事：周恩來總理在歷史上的“爭”與“讓”

　　名人軼事：周恩來總理在歷史上的“爭”與“讓”

　　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來到廣東新會做調查研究，與農民周漢生交談時，他主動坐在小板凳上，把椅子讓給了周漢生。

　　去年九月里因事過廣東新會。新會是梁啟超的家鄉(xiāng)，又是元滅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的地方，過去為縣，現(xiàn)在是江門市的一個區(qū)。我萬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竟有一個資料豐富的周恩來紀念館。當?shù)氐娜艘埠茏院溃�他們說，周恩來任總理時，政務纏身，能下到一個縣連住七天，一生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來有閑，是政局錯位，一個歷史的小誤會。

　　1956年下半年，全國出現(xiàn)冒進的苗頭。掌國家經濟之舵的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不悅，說“我是反反冒進”。1958年1月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周都受到批評，并作檢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選了一個縣即廣東新會縣來做調查研究。其時周公心里正受著煎熬，正是偉人不幸，小縣有幸，留下了這樣一處紀念地。

　　周恩來此行所以選中新會，有一點小起因。當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新會農民周漢生用水稻與高粱雜交獲得一種優(yōu)良水稻新品種。周總理很重視，專門帶了一位專家6月30日飛廣州，又轉來新會。在實驗田旁周見到了這位農民(見右上圖)�？梢钥闯�，那個時代生活條件還很差，鄉(xiāng)干部和農民一律都是赤腳，總理的穿著也就比他們多著一雙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潔一些。接待人員找了一把小竹椅、一個小方竹凳放在地頭，本意讓總理坐小竹椅，不想總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給周漢生，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盡量為他人著想，決不擺什么架子。這張照片掛在展室的墻上，成了現(xiàn)在人們難以理解的場景。按現(xiàn)在的習慣，官大一級，見面讓座，起行讓路，等級分明。一個大國總理來到地頭已屬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顛倒呢？我立即聯(lián)想到，已逝全國記協(xié)主席吳冷西也是新會人。一次，我當面聽他講過這樣一件事，那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工會代表團來訪，總理接見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來不肯，他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與客人坐正中，他說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結果他真的坐在旁邊，報上也就這樣照發(fā)照片，那時大家覺得也很自然。我曾見過延安時期老同志的幾幅合影，大家都隨意或坐或站，有幾次毛澤東都站在較偏的位置。無疑，毛當時的地位是應該居首位的�，F(xiàn)在當我們看這些老照片時，心里真說不清是陌生還是親切。

　　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斗。現(xiàn)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只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臺，臺上又誰前誰后，就是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外，還要專制一把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威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伙房，沒有座椅。56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guī)б粋�小板凳來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樣辦？這里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志；黨外講服務、是公仆，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后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面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面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解放后他又有兩次讓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后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后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tǒng)帥，后林自我爆炸，駕機出逃。當晚，他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整整一個通宵，坐鎮(zhèn)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

　　大位無形，不管周在歷史上曾將位置讓毛、讓張，還是“文革”中讓位于林，或者還要對江青忍讓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于毛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后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為什么要這樣一讓再讓？為什么不敢與毛爭一下呢？我聽說一位領導同志當面問過周，周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為公，為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為抗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這是黨最大的忍讓。周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周幾次讓位，也是出于黨性的忍讓。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那么，周恩來爭過椅子沒有？爭過，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與國民黨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在爭椅子，為黨爭，為民爭。周恩來說，談判都把人談老了。但還是談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蔣最后落得只能到臺灣給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國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參加或指揮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談判，與美國人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lián)人談，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為中國在國際上爭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卻忙得坐不暖席。

　　毛澤東出行用專列，周出行幾乎全坐飛機，不是飛機的椅子好坐，是為省時，多一點時間去工作，去為民為國多爭一點權利。最危險的一次是去開萬隆會議，他的座機為敵特所炸，幸虧他臨時換機，免于一難。而身邊的工作人員總不會忘記周的一個工作細節(jié)，每臨大會，他都要親自到主席臺或會場上看一下座席，特別是黨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擺得是否合適。最后又不會忘記檢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搖一搖，穩(wěn)不穩(wěn)，再看看角度，視線清不清。這就是周恩來。他心里有一個座次，孰重孰輕，何讓何爭，明白見底。

　　在看這個紀念館時，我很慶幸1958年周讓位之未成，不然國家還要多一次悲劇。又想到“文革”中周雖讓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圖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們不能承受這輕，不能承受周的這輕輕一讓；又不能承受這重，承受這國事民心之重。莊子說:“先賢而后王”，從政者必得先有賢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辦重要事情的椅子。歷史上凡大讓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堯讓天下于舜；舜讓天下于禹；孫中山讓總統(tǒng)位于袁世凱；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tǒng)毅然讓位；鄧小平首開在位退休先例。他們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會看到的這兩把小椅凳當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實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間已很難找到。但紀念館主人很鄭重地對我說:“這兩把椅凳，我們剛從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會議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間，也不知有沒有人收藏。人們現(xiàn)在更關注的是怎樣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專門開重要會議的賓館里就會，吃飯時，座椅龐然而厚重，頗有幾分威嚴，椅子圍桌而立，遠望如一圈逶迤的長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對經理說，餐廳之椅還是以輕便為好，何用這樣隆重？她說這是專門請人設計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說這種重椅只合主席臺上用，放在這里講錯了排場，又枉費了許多錢。但設計者恐怕另有考慮。

　　新會的一個小型紀念館讓我聯(lián)想頻頻，悟到一個大道理。座位這個東西有實在的物質和虛擬的精神兩方面的含義。如果只從實用考慮，能坐、舒適就行，大可不必爭什么座次；如果從精神方面考慮，每個人在眾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與能的總和，爭與不爭都是一樣的。相反，爭則愈見其私，品位更低；讓則愈見其公，品位更高。這是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