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小時。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一、為什么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tǒng)一的固定名稱。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 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fā)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yǎng)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fā)現表明，自商、周至戰(zhàn)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fā)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qū)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 (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huán)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qū)，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qū)。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fā)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fā)的海上航路日益發(fā)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qū)。這一地區(qū)的地理特征是氣候異常干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xù)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里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于行旅來說，更是干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yè)》)，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并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fā)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qū)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fā)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tǒng)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后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chuàng)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jié)h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tǒng)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 (Antiochia)，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后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并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fā)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chuàng)舉，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后，任何文明的發(fā)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zhàn)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fā)展，勢力的擴張，商業(yè)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zhàn)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并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并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fā)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 (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xiāng)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貴人的書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于西晉末年(312年前后)，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zhàn)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qū)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后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云與惠生自洛陽出發(fā)，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于東西各國。

　　隋朝統(tǒng)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于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fā)展，商業(yè)繁榮，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qū)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后，宋王朝先后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于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后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范圍，就留待以后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wèi)城巴臺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并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 ”(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于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后織成錦繡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并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yǎng)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于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于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jié)是講于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后，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yǎng)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于闐。從此以后，于闐“桑樹連蔭”，可以自制絲綢了。于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fā)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yǎng)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fā)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于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里，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后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xù)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于伊朗文化系統(tǒng)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xiāng)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qū)，以撒馬爾干(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這些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yè)，他們組成商團，成群結隊地東來販易，并且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所以，就今所知，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的于闐、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許多城鎮(zhèn)，都有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后裔漸漸漢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還是深目高鼻。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壞地影響過歷史車輪的運轉，比如武威安氏，曾經幫助唐朝平定涼州李軌的割據勢力，后被唐朝皇帝賜姓為李。又如發(fā)動安史之亂的河北叛將安祿山，和割讓燕云十六州而作兒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別來自安國和石國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 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 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huán)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說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夸張。他作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 可以與楊貴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先生曾撰有長篇論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我們可以從這篇史學名作中，一覽唐代長安的種種胡化景象。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而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頻仍，為佛教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chuàng)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沒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匯，如“剎那”、“影響”、“水乳交融”等等;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zhèn)壓，幾乎絕跡，但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甚至在九、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被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fā)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fā)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

　　相對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tǒng)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guī)模地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而且無始無終。在古代，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也曾經是被戰(zhàn)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今天，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fā)起的“絲綢之路研究計劃”，把絲綢之路稱作“對話之路”，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對于中國人民來講，今天的絲綢之路，是開放之路，是奮進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光明之路。